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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李晓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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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官员,自古就有立“家训”的传统。明代王洪洲就在其《家训》中谆谆教导日:“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可矣。”在古代士大夫看来,,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

清代王晫在《今世说》记载,顺治年间的户部尚书梁清标教育子弟“家法醇谨”,要求子弟们即使是走路的姿势、进退的方式都必须符合礼仪,并且,严格规定,除了当时视为正统学问的理学著作和有关经世济民的书籍之外,小说、野史之类的杂书一律不许阅读。可见其对子孙们读书的重视程度。

晚清名臣曾國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成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大人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人德之基也。”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节选自《领导之友》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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