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章
发布时间:敖苒 邓君韬
  |  
字数:5874
  |  
阅读量:

摘 要:以贺麟著作为主线,围绕其思想中对儒家、法家的阐述,兼及人治、法治、德治探讨与法治类型说等诸多议题,进而尝试挖掘出贺麟儒法思想中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有意义的本土智识资源。

关键词:贺麟;儒法思想;法治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获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2012年度项目(SXJZX2012-009)资助。

1 引言

贺麟先生从封建王朝的末端走来,见证了动荡中的神州大地,寻出了依仗于这片黄色土地最坚实最绵延的物件——思想。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中,饱受宋明理学文化浸淫的贺麟又毅然迈出国门汲取西方文化精华。在这样的游学背景下再次回到祖国,开始了漫长的中西文化汇集之路。作为“新心学”的创始人,贺麟在发扬儒学文化的同时,将儒学的理念寄存于法学,这两类学术传统的交汇贯通给后人留下诸多启示。

概览贺麟诸多论著,大部分都提及并盛赞其致力于儒法结合的智识贡献。在探索中国法治的路途中,他的贡献便成为重要一环。在愈加倡导国学文化、挖掘法治本土资源的当下,将贺麟的理论考据再次梳理,以求明晰国学与律法的关联传承,或可为当下法治建设提供点滴贡献。

2 儒法之汇

2.1 历史上的儒法交汇

受传统巫觋的影响,帝王之身借鬼神之名得以实现在思想上统治臣民的目的,而儒学的源起便在这样的巫觋文化之中。《汉书·艺文志》及刘向《七略》均认为儒“出于司徒之官”,而近人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则以儒为术士之称,“儒”实与初民社会交通人神的巫祝活动有关。孔孟传承下的礼制思想风气,使得儒与法作为治理群体秩序的规则,二者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三代始,法便寓于礼,国家通行“礼治”。儒和法在历史中默契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真正建立,儒法两家自此开始了德教与刑罚、变法革新与王道政治、法治与礼治等长达五百年的论争。至秦朝,法家傲立于世、独占鳌头;直到汉以后,儒法对立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儒家思想再次勃兴,融入并统帅了律法之治,“唯法独尊”的法家走向末路;儒法融合演进逐步形成了我国“德主刑辅”的古代治理模式。

2.2 当代的儒法贯融

儒法两者缔结起中国传统思想的主要脉络。各大学者对儒法之间的关系及对当代中国的理论价值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李泽厚先生曾在访谈中表示支持新法家的观点,即可以用新一轮“儒法互用”来统合西方的三权分立(可加上“舆论”这第四权),可以包容司法独立等原理、体制——这种结合了中国传统并转换性创造的新形式,不同于牟宗三从“道德形上学”开出民主、自由或蒋庆的“公羊学”。

李锦全认为儒法因其儒学的包容性,故而礼法应是互补,其互补的结合点在于礼法相通,刑德并用。他认为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其产生背景都在于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下,源于乡土中国的血缘关系,其目的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在手段和方式上有所不同,最终都会殊途同归。“总得来说,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形成,固然是以儒学为主体的纲常名教、道德伦理不断丰富、完善、发展的历史,但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思想不可能完全实行自我封闭,它不得不接受各家思想的冲击, 从矛盾中取得融合,或是进行互补工作。”李锦全以儒学为基本,探寻的是法律所本源的东西,中国不同于罗马等国法律源于市民阶级的城邦革命。虽然中国与罗马等众多的古国一样有着悠远的神话传说和神灵信仰,但是因为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本着“仁”的传统理念寻思着治理民众的方式。儒学的强制力毕竟仅仅源于内心道德,在客观上难以起到规制人的显现行为,所以在严君之下,律法的产生也为社会秩序的完善埋下深根。

徐忠明认为法律指导着思想中的礼法观念,并且礼法融于法律之中。战国末期的荀子提出“以礼释法”替代了孔孟所倡导的“以人释礼”,并且在李锦全教授研究的礼法同归的思想指导下延伸出无论是礼教还是法治都在于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社会”。从儒法相争演变为儒法相容,可从《唐律疏议》中窥探法律融入儒学的现实状况:《唐律疏议》的“八议”到“七出三不去”再到“不孝”为罪都体现着法律源于最本真的人性道德,即为儒之精艺所在。此外从唐代的“按丧服制”以及“乘舆服御”等规定可以得出“以礼释法”的结论,古代的律例循着伦理道德的影响,无论是在法治还是在人治的征途中都贯通着儒法互释。

相关文档:
简述一种新型的机械自动泡茶杯
基于云服务的图书馆信息检索服务探微
由纸媒到网媒:英国《独立报》的转型之路
浅谈高中排列与组合的有效教学
浅析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创新
关于当代大学生孝道教育的现状研究
探讨如何提高高中政治课程的教学质量